踏實的重組作業是「後318」的公民義務

子安宣邦著 :〈遲來的署名者――對我而言的68年〉

文譯 : 戶倉恆信

        太陽花學運佔領立院期間，透過媒體，可以觀察到執政者毫不在乎的態度。這樣的情形，令我立即就聯想起了1960年代的日本學運，執政單位看似不知所措的態度。尤其是當進入「後學運」期，就帶給整個社會價值取向的轉變而感到不安。現今，我們在台灣面對「後318」的關鍵時刻，可以將1968年日本學運的狀況作為借鏡，該積極思考當務之急為何事。

        親自經歷上述日本學運時代的子安宣邦老師 (日本大阪大學名譽教授，1933-)，曾經對於1968年的狀況說出如下的感言。這段感言試著重新試圖定位日本後學運時代公民的行動方向，也對於我們思考後318的台灣社會有所觸發。子安老師於2014年4月2日親訪台灣立法院國會議場，相當關切台灣的公民運動對亞洲情勢的意涵。他在江陳台灣會談同年的4月，回顧1968年當時的情況發表了下文。原文為日文。我以太陽花學運的「思想戰」是後318的重要工作為理由，於4月22日徵得同意譯成中文，在此分享給台灣的公民朋友：

     ……1969年1月，我站在袖手旁觀的東大教授背後，呆立不動地看著安田講堂被攻陷的悽慘場景；而在同年4月，我擔任了橫濱國立大學的助理教授。然而，成為教師的我，一直到年底前，均無法進入校園裡。當時，校外每天開著名為教授會的會議，我也出席了。但會議的內容並未討論解決目前問題的方法。其實，大學與教師在等待著某個時刻的來臨。即是，一直等著由鎮暴警察來解除封鎖校園的時刻而已。

    新任教師最初的幾個月，我僅能以沉默著看待事態的推移，但我的耐心也到了極點，對於這樣不負責任的態度感到不滿而提出抗議。結果，我就立刻被歸類為全共鬪派的教師。正因為如此，有了與這些激進的學生們討論的機會。我在漫長的教師生活之中能向學生學習的機會，僅有新任教師的這段時間。他們面對狀況而將自身的知性變得銳利。最初他們批判大學以及研究、學術的政治性和制度性之本質的時候，我感到畏縮，但不久我和他們之間便對這些問題有了共識。

    ……由於警察公權力的介入，終於解除了大學的封鎖。大學課程從1970年1月重新開始。即是大學被正常化了。然而，經過兩年的紛爭後大學改變了什麼呢﹖的確，大學的神聖權威被打破，但藉此機會學府把沈重的權威之袍脫下來之際，也急速變身為企業體、經營組織，不是嗎﹖對應這兩年的抗爭，大學教師們也自覺成為管理者，名為教授會的會議也變成管理者的會議，而開始了所謂的大學改革。我們清清楚楚地目睹這改革所抵達之處，那就是，作為法人企業體的大學。

    1971年，我前往當時的西德，到仍是紛爭後的慕尼黑大學留學。西德1968年的反權威主義學運在社會上留下了巨大的陰影。歸國後，我到了大阪大學。直到80年代的十年間，對我而言，就是將那1968年鬥爭的解體之動機在自己思想醞釀的過程。我採取與法國後結構主義者平行的思想立場，而跟著他們學習，形成了思想上的、方法上的明確立場，這是80年代中的事情。

    ……阿蘭．巴迪烏(Alain Badiou)曾經把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等人稱為1968年那一場革命歷史的共同署名者。巴迪烏有意象地說：由於德希達的死亡，其所署名的歷史性時間，也隨著消滅。按此說法，我是68年解體鬪爭遲來的署名者。然而，遲來的署名者，對於「後68」年的歷史不能說：署名的歷史已結束告終。應該說：我們所署名的不是這個歷史。對於作為企業體的大學，輕巧地與政治及產業勾結的大學和教授們的現狀，我們應該要說「不」才是。現在必要的並不是類似祭典式的解體作業。應該要做的，是基於學問和作為文明的公民，很踏實的重組作業。    原文為氏著〈遲來的署名者――對我而言的68年〉，《環》(藤原書店，2008)

        如同子安老師對於「後68」的態度一般，我們簽署的歷史也沒有結束告終。所以應該說：我們所署名的並不是「318」的那一場歷史。作為活在「後318」的我們，即是遲來的署名者，對於作為邁進企業體的台灣政府，輕巧地與金錢利益簽署的台灣執政者，應該要說「不」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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