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趙京華先生對子安先生的活動要點整理如下：
…… 2006年，在因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而導致中日關係極度緊張的時刻，他來到北京與中國知識界關心中日問題的學者交流對話。這段時間，他的著作也開始譯成中文、韓文，在台灣、大陸和韓國出版。子安宣邦多年來對於日本近代思想的知識考古學解構，對帝國日本殖民主義戰爭歷史及意識形態話語的尖銳批判，以及對東亞儒學多元化前景的宣傳，可以說已經引起了東亞地區知識界的關注。而他的學術活動或者說在東亞思想界的地位就在於，作為親身經歷過戰爭歷史的日本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他始終不懈地從民族自我反省的角度出發，提醒人們不要忘記侵略戰爭的歷史教訓。例如，在首爾成均館大學的講演中，他強調如果不對「東亞論」的歷史成因進行解構和祛魅，就不能指望它成為二十一世紀具有生產性的公共知識。他疾呼道：
「東亞」絕非不證自明的地域性概念。從「東亞」成立本身來講，它也是具有明確的歷史性的地域概念。它於1920年代的帝國日本作為文化的地域概念被建構起來。從1930至1940年代，伴隨著帝國日本對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地區展開的政治、經濟、軍事，還有知識上的經營策劃，「東亞」成了一個具有強烈政治意味和地緣政治學色彩的概念。眾所周知，這個概念構成了「東亞協同體」乃至最後擴大到「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在二十世紀現代史上這個具有「負面」印記的地域概念，我們，至少我們日本人怎樣才能再次提起它呢﹖為了得以重構這個「東亞」概念，我們必須清楚與帝國日本一起誕生的此概念的譜系，必須看清楚它的消亡過程。不如此，我們就無法保證新興的「東亞」概念，不會成為由帝國日本主導的亞洲擴大區域之幻想的死灰復燃，不會再出現帝國亡靈是的話語。
(參見《文化研究．2008年第六期增刊》)
閱讀了以上的描寫就能理解，子安先生面對著經濟大國「中國崛起」的現象，正加強對「東亞」概念在東北亞地區的關注而提問：「在二十世紀現代史上這個具有『負面』印記的地域概念，我們，至少我們日本人怎樣才能再次提起它」﹖子安先生的這提問，的確讓我們思索了這「我們」譯成中文、韓文，在台灣、大陸和韓國地區，而將迅速流通，但這「我們」是否立即被吸收到國家框架之中﹖換言之，這提問有意暗示著：「我們，至少我們日本人」，能否再構成不被國家吸收的、不會加強國家的、甚至改變國家祭祀的、放棄國家暴力的方法﹖
為了接近這設問，暫且觀看2008年，在交通大學的講座上，子安先生提出有關「從沖繩看起戰後日本」的觀點後，和與會者之間展開的對話：
薛熙平(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我的問題大概分成兩個。
一方面日本的憲法是反戰、非戰的憲法，是由美國所給予的，另一方面日本目前還是有很多美軍基地。美軍基地和非戰憲法是不是一個共同的結構，這個結構是否被集中到沖繩﹖也就是說，所有的基地都搬到日本本島之外，在這個情勢下，一方面彷彿日本本島是非戰區，其實沖繩仍舊是非戰的反面。此外，我不太確定日本的自衛隊的管轄和美軍基地之間的關係，如果再考慮到日本自衛隊的問題，這個問題可能變得更複雜。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子安教授今天的課題，某程度也可以看作是「以沖繩作為方法」的例子。如果我把「方法」理解為「觀點」，也就是說以沖繩作為觀點回頭來看戰後的日本，我的質疑是怎麼才可以真正採取沖繩的觀點﹖沒有生活在那樣武力威脅下所採取的沖繩觀點，是否還是與生活在沖繩的人的觀點不見得相同﹖也就是說，我們之所以能夠採取非我們所在、我們不處在其中的位置的觀點，其可能性和限制是什麼﹖我們能夠很自由地去採取另一個我們不存在的地方的觀點嗎﹖
子安宣邦：
我先回應第一個問題。首先有個很重要的問題是，歧視的人到底能不能聽到被歧視的人的聲音﹖我認為歧視者應該聽不到被歧視的人的聲音，但歧視者可以意識到它們的存在，從意識上、心理上的轉變，可以得到另一個新的視野，能發揮我們的想像力，和他們共同擁有他們的問題。我們只能這麼作。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生活在本土的人如何看待沖繩的問題，如何和他們共有、思考沖繩問題。
我想先以1960年代越戰發生時在日本引起的市民運動來說明。越戰發生時，日本有些人展開反美運動。有個市民運動的組織者叫小田實，是我的好朋友，他的作法是把反美運動放在一般人的生活中。1960年代日本處於經濟快速成長的階段，這個快速成長已經成為美國對越戰的供給資源。小田實的論述告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就有許多是協助美國戰爭的成分。我認為這是個很好的例子。目前日本境內的美軍基地很多在沖繩，但很多本土的人都刻意遺忘，所以我們日本人重新思考沖繩問題時，不是去解決它，而是把它當作自己的問題來看。
第二個問題，關於多元化運動、國家祭祀和沖繩祭祀的問題，我認為國家祭祀是透過給死者國旗，而把死者的靈魂囚禁在他們的神宮裡面。沖繩的祭祀根本不用國旗，純粹是祭祀，也許可以說國家祭祀是一元化、沖繩則是多元化。但我想要強調的是，沖繩的部分已經超越國界、人種，亦指沖繩拒絕國家的祭祀，只用自己的方式來祭祀死者。
所以我主張要「站在未被計算的死者的那方」的意思是說，我要拒絕國家的方式，要在無數死者的那方來思考戰後日本的問題。站在未被計算的死者那方的人們，我想稱之為「亞洲市民」，這些市民是不是可以一起共有亞洲的歷史﹖這些市民才有改變國家的可能性，這是我想要主張的概念。(參見《文化研究．2008年第六期增刊》)
「我們」還記得很清楚，2013年的凱道八月雪。那時候，幾十萬公民「要拒絕國家的方式，要在無數死者的那方」來要求洪仲丘一人的真相。由此觀之，以這樣的方式面對課綱微調小組召集人王曉波(世新大學教授)的發言，又是如何﹖雖然我們能理解「日本屠殺台人現在課本略而不談，這難道不該調整﹖」這個見解，然而當被論及：「蔣在大陸清黨殺40萬，在台228事件只殺2萬，相較之下受難人數是小case」時，豁然知道這一位招集人並不是「站在未被計算的死者的那方」積極紀錄歷史災難，而是以外省人∕本省人不必對立為名，試圖加強國家「實體」給死者國旗的祭祀。
「亞洲市民」，雖然這是個方法上的概念，但其分水嶺則訴諸於「我們」之中有無「意識上、心理上的轉變，可以得到另一個新的視野，能發揮我們的想像力，和他們共同擁有」問題的態度。當年，上里賢一(琉球大學教授)說：「1979年到1980年我曾在台灣旅居一年左右，當時還曾有國民黨大老積極地鼓勵我從事琉球獨立運動。台灣及韓國的民眾或許很難理解，沖繩人一面提倡反基地、反戰，卻對於回歸日本一事毫無懷疑的想法吧。」(參見《文化研究．2008年第六期增刊》)這句話，令人印象深刻。
(待續)
撰稿者: 戶倉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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