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帝國〉經驗—讀柄谷《世界史的結構》
「但即使在這不斷輪迴的改朝換代下，仍有其維持不變的要素。那要素與其說是亞細亞式的農村結構，倒不如說是像這樣的專制國家結構。」「只要不威脅到帝國內的貿易安全，帝國便不會干涉其中的部族與國家。」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結構』第2部
一，「我變了」
柄谷行人於《跨越性批判》一書中的序文表示「89年後的我變了」。「在那之前，我對舊有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與國家一向抱持批判的態度。這樣的批判，是建立在那些政黨與國家會持續存在的前提下。只要它們持續存在，我的單純批判就會有存在的價值。但當他們瓦解時，才領悟到自己本身對它們的依賴；也進而開始反省，我必須要對此採許一些積極的行動」柄谷表示他是基於這樣的理由，才開始研究康德的思想。這樣的契機促成了《跨越性批判—孔德與馬克思—》（2001，批判空間）的誕生，以及十年後針對該書問題提出詳細解釋的《世界史的結構》（2010，岩波書店）的問世。此二書誕生的背景，就如柄谷自身所說，是基於他對思想的態度從「否定」轉為「積極」。也如他所說的，「我變了」。
隨著柄谷的改變而被他疏遠，捨棄的「單純批判」，從思想上的立場來說，他是這麼表示的。「我發現到的是，那些被稱為解構主義、知識考古學等擁有多種不同名稱的思想—包括我過去的思想—基本上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支配多數人及國家時，才會是有意義的。90年代時這樣的思想已經失去影響力，並淪為資本主義將之解構的代表工具。」
在這裡被宣判為過時與無益的思想，似乎就是我思想。我批判近代日本「國家、戰爭、知識份子」的反近代主義一書《近代知識考古學》(注1)出版於1993年。柄谷認為在90年代早已失去影響力的後構造主義式批判，對我來說是以〈江戶〉為方法與視點，環繞近代日本國家與知識的思想史批判。這樣的思想在90年代正是全盛期。做為重新解讀〈近代〉言論的方法，我在思想史批判上的立場至今依然不變。那便是我用來解讀〈靖國論〉、〈近代超克論〉、〈和辻倫理學〉，以及現正進行中的〈中國論〉解讀的方法。但我之所以會寫這些，並不是因為我站在被他稱為過時並捨棄的立場，而試圖挽回名聲。我只是想釐清柄谷表示因為「我變了」而誕生的『世界史的結構』一書帶給我的疑問罷了。
我原本就不打算讀『世界史的結構』，但還是因為該書的佳評如潮而買了。結果看了一開始的第一節後，我就決定把它丟到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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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近代知識考古學—國家、戰爭、知識份子》岩波書店，1996。此書後來增訂並改名為《日本近代思想批判—國家知識的成立》由岩波書店現代文庫再版（2003）。
(鄧宜欣譯)
待續
參照，子安宣邦的blog，日文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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