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7日

中國與〈帝國〉經驗—讀柄谷《世界史的結構》--- 第一節

中國與〈帝國〉經驗讀柄谷《世界史的結構》

「但即使在這不斷輪迴的改朝換代下,仍有其維持不變的要素。那要素與其說是亞細亞式的農村結構,倒不如說是像這樣的專制國家結構。」「只要不威脅到帝國內的貿易安全,帝國便不會干涉其中的部族與國家。」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結構』第2

一,「我變了」

柄谷行人於《跨越性批判》一書中的序文表示「89年後的我變了」。「在那之前,我對舊有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與國家一向抱持批判的態度。這樣的批判,是建立在那些政黨與國家會持續存在的前提下。只要它們持續存在,我的單純批判就會有存在的價值。但當他們瓦解時,才領悟到自己本身對它們的依賴;也進而開始反省,我必須要對此採許一些積極的行動」柄谷表示他是基於這樣的理由,才開始研究康德的思想。這樣的契機促成了《跨越性批判孔德與馬克思》(2001,批判空間)的誕生,以及十年後針對該書問題提出詳細解釋的《世界史的結構》(2010,岩波書店)的問世。此二書誕生的背景,就如柄谷自身所說,是基於他對思想的態度從「否定」轉為「積極」。也如他所說的,「我變了」。
 隨著柄谷的改變而被他疏遠,捨棄的「單純批判」,從思想上的立場來說,他是這麼表示的。「我發現到的是,那些被稱為解構主義、知識考古學等擁有多種不同名稱的思想包括我過去的思想基本上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支配多數人及國家時,才會是有意義的。90年代時這樣的思想已經失去影響力,並淪為資本主義將之解構的代表工具。」
在這裡被宣判為過時與無益的思想,似乎就是我思想。我批判近代日本「國家、戰爭、知識份子」的反近代主義一書《近代知識考古學》(1)出版於1993年。柄谷認為在90年代早已失去影響力的後構造主義式批判,對我來說是以〈江戶〉為方法與視點,環繞近代日本國家與知識的思想史批判。這樣的思想在90年代正是全盛期。做為重新解讀〈近代〉言論的方法,我在思想史批判上的立場至今依然不變。那便是我用來解讀〈靖國論〉、〈近代超克論〉、〈和辻倫理學〉,以及現正進行中的〈中國論〉解讀的方法。但我之所以會寫這些,並不是因為我站在被他稱為過時並捨棄的立場,而試圖挽回名聲。我只是想釐清柄谷表示因為「我變了」而誕生的『世界史的結構』一書帶給我的疑問罷了。
我原本就不打算讀『世界史的結構』,但還是因為該書的佳評如潮而買了。結果看了一開始的第一節後,我就決定把它丟到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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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知識考古學國家、戰爭、知識份子》岩波書店,1996。此書後來增訂並改名為《日本近代思想批判國家知識的成立》由岩波書店現代文庫再版(2003)。


(鄧宜欣譯)

待續

參照,子安宣邦的blog,日文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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