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安宣邦：《將天安門事件與「08憲章」結合在一起的存在》
（藤原書店 : 編輯，翻譯：劉燕子，及川淳子等）一書撰寫序言。
譯者：燕子
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劉曉波，這位將當年前那個拂曉的死難者從墳墓發出的喊叫聲，不懈地凝練成追求民主化的文字的劉曉波，被逮捕、被幽閉、被迫沉默了。因為，中共政府正緊鑼密鼓地舉行六十周年國慶閱兵大典。除了為那個政權自守以外，這是為誰的慶典呢？在那場被鎮壓後所有的痕跡都被清洗得乾乾淨淨的廣場，在森嚴戒備中將要開始慶典。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那個拂曉，天安門廣場究竟發生了什麼呢？以四月十五日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為契機，中國的學生們爆發了追求民主化的運動，遠在日本的我們也始終緊張地關注著運動的去向。運動的參加者中一定有我在一九八八年訪問北京時認識的學生。早在五月二十日，中共政府已將民主化的要求定性為“反政府運動”，決定投入解放軍和公安部隊，已頒佈了事實上的戒嚴令。危急步步逼近天安門廣場上堅持絕食鬥爭和靜坐的學生以及趕來聲援的市民。然而，學生和市民怎麼也想不到號稱“人民解放軍”的軍隊會向人民開槍。
拙文著筆之際，我從保存老報刊的紙箱子裡找出關於當年事件的報導。六月三日《朝日新聞》的晚報標題為《市民們阻止逼進的軍隊》：“戒嚴令下的北京六月三日淩晨，郊外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約二十萬中的數萬人進入市中心，逼進學生佔據的天安門廣場附近時，被風聞趕來救援的十幾萬學生、市民們團團圍住、無法動彈，當日淩晨開始撤回駐地”。看到此條消息，有誰，會預想到四日拂曉將發生大慘劇呢？然而，六月四日的《朝日新聞》日刊以每時每分的速度報導著刻刻逼近的危急：“四日午夜十二時整，乘載著數千名戒嚴部隊官兵的約四十輛卡車突破學生和市民築立的路障，向天安門廣場方向緩緩逼進。十二時三十分餘，早已在天安門南側等待的戒嚴部隊兩百多人向市民鳴槍示威。據路透社消息，淩晨，軍用車載著全副武裝戒嚴部隊突破路障，到達天安門。為驅散群眾，開始開槍”。這就是我們聽到的四日拂曉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慘劇。
六月五日《朝日新聞》一個整版以《亂射·鎮壓·死者超過一百五十人》標題報導：“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以坦克和裝甲車制服了天安門廣場。向拿火焰瓶、石塊等抵抗的學生們開槍，僅就市內部分醫院已確認的死亡學生、市民人數超過一百五十人。雖有死者達數百人規模、甚至兩千人之說，但當局對此慨不報導”。《每日新聞》的標題是“武力鎮壓，死者超過兩千嗎？”；《讀賣新聞》的標題為“軍隊亂射、死者三千嗎？”。以每時每分的速度報導三日到四日拂曉局勢進展的新聞報導，不過僅只報導了四日拂曉伴隨坦克、裝甲車的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進攻，到五時半以武力完全鎮壓了廣場而已，這一鎮壓的實際過程究竟如何，卻隻字未提。不，應該說無法報導吧。因為瞭解武力鎮壓的真相，只有被鎮壓者殺害的死者。事件見證人的話語權從一開始就被排除在外。倖存者也不能證言事件背後的真相，因為，鎮壓天安門廣場當事者們立即抹去了武力鎮壓的痕跡，封殺了證言。六月四日拂曉，天安門廣場究竟發生了什麼？只有傳聞。六月五日的《讀賣新聞》報導：“根據部分學生的證言，軍隊向堅守到最後的學生一齊掃射。還有留在廣場帳篷裡的學生被裝甲車碾殺的消息。軍隊在廣場周圍和進軍途中，向阻止他們的數十萬學生、普通市民無差別地開槍，綜合各類消息，推定死者達三千人，包括孩子、老人、孕婦。約一萬人負傷。”此外，《讀賣新聞》還報導了據傳聞廣場以及廣場周圍遭到武力鎮壓的情形。
關於天安門事件，我們尚無法得知事件之後依據傳聞消息之外更加確切的真相。六月十日，香港電視臺播放了從廣場上脫險後的學生領袖柴玲講述廣場被武力鎮壓的錄音磁帶。“四日淩晨三點左右，絕食鬥爭的同胞，侯德健、劉曉波等人勸說‘沒有在這裡犧牲的必要’，去與軍隊交涉撤離廣場的安全保證。但士兵們完全擊碎了要向大家傳達撤退的紀念碑上的有線廣播。同學們邊哭，邊開始撤退。同學們想，軍隊最多不過強行清場，結果還睡在帳篷裡的同學被碾壓在坦克底下了。有人說有兩百人死亡，也有人說廣場全部有四千人以上死亡，我不知道準確的數字”。（《朝日新聞》晚刊六月十二日）。可謂武力鎮壓的真相，就是事件的核心人物也無法獲得報紙傳聞之外的事實。這正是武力鎮壓的本質。事實的真相只有被殺害的死者知道。這就是武力鎮壓式的事件，或者說大屠殺事件（genocide）的悲劇性的本質。因而，鎮壓者竟敢宣稱“事件未曾有過”。
中國當局公佈的死亡者的數字為三百一十九名，且由於軍隊的勸說，遊行隊伍在淩晨五點之前全部從天安門廣場撤退，廣場上也沒有一人死亡。九日晚，中共北京市委公言“四日淩晨在廣場上靜坐的學生，包括最後被強行撤離的學生，沒有一人死亡”。不只是四日淩晨好不容易從廣場脫險的學生們，就是聽到激烈的槍聲和坦克的轟鳴聲的北京市民，誰也不會相信當局的公佈吧。
中國當局徹底隱瞞真相，試圖將歷史事實本身一筆勾銷。今天的中國已經培育了對六四事件完全不知、完全不被告知的天真無邪的青少年一代。這就是被共產黨國家體系地隱瞞和抹消的結果。被抹消的是什麼？是追求中國民主化、把未來的希望寄託在民主中國上而擠滿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市民們曾經堅守在那兒的事實；是共產黨政府和它的軍隊把這些聲音和發出這樣聲音的學生、市民們，動用真槍實彈鎮壓了的事實。然而，不只是中國隱瞞事件的真相，日本也居其中。以日本政府為首，大多數日本人，以中國當局“天安門廣場沒有一人死亡”的公佈來搪塞自己心中的疑慮，恢復了與中國的交往，我也如此。六四事件之後，我曾兩次訪問北京，站在天安門廣場。那時我想起過事件的死難者嗎？沒有，或者說我回避了追憶。我也在不知不覺中與中國當局同調，搪塞了自己內心的疑慮。我明白我錯了，是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我知道了為中國民主化的《零八憲章》在網上公佈，同時劉曉波被當局逮捕以後的事。中國當局告訴我，天安門事件還沒有了結。
中國當局為何要逮捕劉曉波呢？因為他被看作《零八憲章》的起草人或倡議者嗎？倘若如此，首先必須對《零八憲章》本身判罪吧。確實，《零八憲章》在網上一公佈，支持者的簽名活動就遭到阻礙。但這並不是以反國家行為被判罪，而是好像根本沒有《零八憲章》這回事一樣，被政府無視了。因此，憲章的其他簽名者雖然受到當局的騷擾，卻沒有被捕。當然，關於這一事態的資訊，我無法準確地瞭解。但有一件事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劉曉波馬上就被逮捕了，並一直被收監。而且，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傳來了他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嫌疑而被逮捕的報導。為何？為何只有他才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嫌疑而被捕呢？當局究竟懼怕他什麼呢？不是因劉曉波是《零八憲章》的起草人或倡議者，更非因他是簽署人，當局恐懼的是劉曉波肩負著六四事件無數死難者已經不能發出的聲音之重任。劉曉波自六四事件後曾兩度入獄，還被“勞教”三年，但他始終沒有忘懷六四死難者，肩負者死難者討回真相的聲音。正是這些亡靈，促使他寫出中國的希望在未來的詩文。
當局恐懼的是，劉曉波肩負的天安門死難者的聲音與《零八憲章》的簽署者、支持者的，即倖存者聲音連為一體的呐喊。他正是將二者的聲音合為一體的連接人，他始終是中國六四事件的見證者。這對中國當局來說是何等地礙事？他這二十多年一直承受的可怕的政治與暴力的打壓過程，正好說明了這一點―——劉曉波不可以是《零八憲章》的起草人、不可以是倡議者，不可以是簽署人。倘若他確為憲章背後的宣導者的話，那麼，就會將六四事件與《零八憲章》歷史性地連為一體，六四事件的死難者與支持《零八憲章》的生者的聲音就會連為一體，匯合成同一個聲音，死者與生者的共同抗爭就會在此宣告成立。當局最恐懼的是二者的共同抗爭。因此，必須非將劉曉波從這個共同抗爭的現場清除掉不可。
為何與死難者的共同抗爭，或者說死難者使當局感到恐懼呢？因為，那些權勢者，試圖再一次屠殺六四拂曉的死難者，從歷史上一筆勾銷，只剩下傲慢的生者根據自己的意志編造出來了這個國家的當今現實，即的毫無希望，只為外表的繁榮不斷塗金抹脂的現實。但這不正意味著是那些傲慢的生者只是把國家據為私有嗎？何謂化公為私？其本質就是貪污猖獗，腐敗正是從這裡無限地增殖、蔓延。正是那些被傲慢的生者抹去、被忘卻的死難者，以及肩負著死難者的倖存者在勇敢地揭露當今的貪污腐敗，與貪污腐敗的鬥爭是死者與倖存者的共同抗爭。因此，他們懼怕死難者，懼怕肩負著死難者聲音倖存者。倘若我們要看到未來些許希望的話，我們就必須把那些將要從歷史上被抹去、被忘卻的死難者的聲音肩負在身、堅毅前行。這，就是中國當局因逮捕劉曉波而告訴我的事實。
我在此論及與天安門死難者的共同抗爭，不只是為中國。作為一個日本人，我談論六四事件、評說《零八憲章》，就是此地與彼地共同抗爭的誓言。我念著劉曉波，同時在思考作為日本人肩負著死難者聲音我的抗爭方式。現在日本的新首相公然提倡東亞共同體，這難道就是我們東亞人寄託希望的共同體嗎？難道只有與那些僅僅為拖長當下的表面繁榮、忘卻死難者的傲慢生者們的摸索所謂的“團結友好”嗎？不，只有肩負著死難者聲音的亞洲的此地與彼地共同抗爭，才能構建起我們亞洲人希望的共同體。
2009年9月30日
